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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水师甲支队现在到哪了，有消息传回来没有？”
总督衙门正堂花厅，吴可高居首席，下首水陆两军将领分列而坐济济一堂。…頂點說，..
“回大人的话，甲支持目前还在伶仃洋上巡逻，预估等他们返回军港还需十天时间！”立即有两广水师将领起身回答道。
“路上没出什么问题吧？”吴可满意头继续问道。
经过三年多少时间发展，眼下的两广水师已经今非昔比。
此时的两广水师分为甲，乙，丙三支分舰队，平日里分别驻扎于不同军港，负责不同的任务。
而每支分舰队都有两到三艘，从西班牙或者葡萄牙购买到的风帆战舰作为主力舰只，混合大不一数量不等的远洋战船，组成实力颇强的水师主力舰队。
风帆战舰时代比的就是火炮已经战舰数量，列强各国海上战舰的战斗力差距还没后世那般巨大。当然此时的海军也是专业激素要求极强的战斗兵种，想要培养合格的海军官兵不是那般容易就是。
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虽然败于英国皇家海军之手，但是底蕴摆在那里所造风帆战舰的战斗力还是极其可观的，起码三只分舰队联合起来，就连英国驻扎于香港的海军分舰队也不敢放松大意。
而随着两广对外贸易越发兴盛，对各种型号商船的需求量大增，广东和广西两省沿海造船业发展极度，眼下两广最好的船厂，已经能够建造近百吨级别风帆商船，稍微改装改装便可作为海上战舰存在。
对于民间造船业的扶持总督衙门可以不遗余力，除了替水师直接大批量采购大清特产型战舰以及各种辅助船只外，还积极引导各大商行组建海上贸易商队，平时作为商用战时便可紧急加入水师战斗序列。
不过可惜的是，此时两广奉行低调谨慎政策，不喜张扬搞得天下皆知吸引了朝廷的关注，两广水虱三支分舰队驻扎于广东和广西两省三处不同军港，平日里分别执行几处不同海域的巡逻以及护航任务。
为了培养和纯被大量合格水手，已经从合格水手中寻找有天赋的军官种子，两广水师三年间的人数规模扩张了两倍都不止，起码又近万沿海渔民青壮以各种名义加入水师，然后进行足够强度的训练后，分批次参与水师的巡逻和护航，有需要的话也会被拉到围剿海盗的最前沿。
只是让他大感可惜的是，朝廷在这期间本可组建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，而且还掏了数十万两真金白银，只是英国佬狼子野心想要控制这支舰队，结果引起朝廷警惕宁可毁了这支由英国佬掌握的舰队，也不愿乳糖列强直接插手水师军务之中，白白浪费了一次向近代海军大踏步靠近的机会。
话早在咸丰十一年五月间，恭亲王奕訢奏请购买英**舰用于“剿贼”，奉旨谕允，并令湖广、两江、两广督抚妥筹。两江总督曾国藩复奏，谓“购买外洋船炮，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”。
但是他这么讲，却不是只要购买了外洋船炮，就能在军事上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，而是想表达另一种意思：“凡恃己之所有、夸人所无者，世之常情也；忽于所习见、震于所罕见者，亦世之常情也。轮船之速，洋炮之远，在英、法则夸其所独有，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。若能陆续购买，据为己物，在中华，则见惯而不惊；在英、法，亦渐失其所恃”。
也就是，对这些洋人“夸其所独有”的“奇技淫巧”，咱们不妨聊备一格，作为摆设，及至日久天长，积少成多，君臣国人“见惯而不惊”，洋人也就“渐失其所恃”了。
此时所谓“中体西用”的法风行，颇为后来全盘西化者诟病，曾国藩此时的态度则顽固到“用”一下也不情愿，买来看看就够了。
这种表面同意、骨子里不以为然的态度，朝廷诸公自然看得出来，加之湘军旋即克复安庆军情稍缓，于是对购买船炮之事“迟之又久，未敢率行骤办”。直到传来太平军欲购美**舰的谍报，迫于军备竞争的压力，总署才与洋人重开谈判签订采购合同。
合同主要内容为：筹拨沪粤各地关税，作为购船款，合同签订即预付一半，交验后付清余款。英舰驶至中国，由中国总兵官“总统”，兵弁从湖南、山东、满洲招聘，酌情聘用一些外国（不限于英国）人作为舵手、炮手。合同从同治元年正月开始生效。
同治二年四月，自称“大清国唯一海军大臣”的李泰国（horationelsonlay）抵达北京，为交接军舰作准备。由于对建设清国海军抱有过分的热情，他全盘否定了原合同除付款方式外的所有条款。
同时他还任命阿思本（sherrardos，borne）为舰队“总统”，随船带来六百多名外国官兵，清一色“海龟”根本没有放朝廷所言土鳖上船的意思。
这事哪成？
总理衙门“不胜诧异”，迅即“严词驳斥”，“相持几至一月”。
最后李泰国做了让步，同意设立“汉总统”，将阿思本降格为“帮总统”，二人“均听所在用兵地方督抚节制调遣”，共赴国难协剿金陵。原订条款与此相悖者，做尽行废除处理。
不过，总署在谈判上取得了“巨大胜利”，具体操作尚需曾氏兄弟、李鸿章诸人负责，故总理衙门咨发各处，妥议妥筹。暗地里商量如何排除洋人争功。
曾国藩机敏，发现新合同明确了李泰国舰队“协剿金陵”的任务。若然将来岂非要与湘军同分克复南京之功？
这样的事情，当然不能同意！
可是，仅自不愿分功立言，格调未免太低，让人笑话。看看国藩如何寸土必争却又不失风度的反驳。
他先重复一年前与朝廷形成共识的原则：“购买洋船之议，国藩叹为救时第一要务，盖不重在剿办发逆，而重在陆续购买，据为己有，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，在英、法亦渐失其所恃”。
然后，谴责李泰国的毁约之举，他巧立名目，搞什么“帮总统”，不过是排挤中**人，而让外国人实际掌控舰队，若真如了他的愿，则“洋人本有欺凌之心，而更授以可凌之势；华人本有畏怯之素，而又逼处可怯之地”，结果则是中国花巨资购买轮船，却仍然“不得为轮船之主矣”。
对此，曾国藩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。
首先，我方应“虚与委蛇”，在对方“仪文不甚倨傲，情意不甚隔阂”的情况下，“汉总统”率清军驻于我方习用的长龙与舢板，“帮总统”则率洋人驻于铁甲轮船，分船同泊，“徐讲统辖之方”。
但是，对方若“意气凌厉”，“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”，则应施行第二套计划，那就是“既不与之同泊，亦不复言统辖”，干脆“将此船分赏各国，不索原价”。
你不是仗着几吨铜铁，夸奇炫独吗？我不是买定离手，不能撤注吗？那好，我先照单全收，不伤和气；然后移赠友邦另结交情。此时东南大势已定，固不必借重其力协攻南京，你有什么脾气有什么骄气，我让你发不到我身上。
而朝廷唯一的损失，“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，每年九十四万之用款”而已，“以中国之大，视之直如秋毫，了不介意”。
当然初一看，此番言论或是狭隘的民族主义，或是丧心病狂的官僚作派，但是要认识到曾国藩这么的前提，是默认李泰国公然毁约为既成事实，不得不曲为弥缝。
而曾国藩所以大发怪论，更是因为看透了事件的本质：总署实是屈服于李泰国个人的强嚣，而非迫于英国政府的压力。李泰国当时的身份是受雇于清廷的总税务司，他如此深地介入军购事宜，在其个人固有思出其位之嫌，在其职守必被越俎代庖之责。
可以断定，李泰国此次改约，并非政府授意，而是个人即兴。然而曾国藩在给总理衙门的回信里，对这个判断没一个字。因为他真能体会朝廷的苦衷：精通明断如奕訢、文祥者，岂不自知？
而所以忍辱含羞如此，则在于他们并未掌握决策所需的足够信息。所以他们要向封疆大吏咨商，探听下情，了解军方实力是否足以支撑总署作出更改成议的决定。
曾国藩用荒诞派手法忽略掉总署诸公的尴尬，暗示可以决裂的信心，既保存对方颜面，又提供解决方案，这种智慧，实在令人佩服。
十月，在“博采众论”后，又经未来的总税务司赫德（roberthart）居中斡旋，朝廷乃痛下决心在新一轮谈判中采取强硬姿态，将英**舰、兵勇全部退回，英国且须归还预付款；已经发生的薪酬、差旅等费用，则由中方支付；奖赏阿思本一万两银子；撤销李泰国总税务司之职。
如此，本来朝廷采购的一支近代化舰队，就这么烟消云散了……